明成祖与唐太宗是一类人物，都是依靠武力取得帝位，都是极具军事统帅气质的马上天子，都是极具扩张意识的皇帝，都将初创的王朝推向一个顶峰。有鉴于此，明朝人最初给这位皇帝冠以“太宗”的庙号可谓恰如其分。
明成祖执掌的大明帝国，已经走上了和平发展的稳定模式，农耕文明的强大复原力和蒸蒸日上的生产力为他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在消除藩王对于皇权的威胁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帝国边境，尤其是对蒙古的数次远征，有力打击了持续骚扰北方边境的蒙元势力，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威胁北部边境安全的蒙古问题，却也获得了一段时间内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皇帝毅然决定迁都北京，完成了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两京制的格局及运河的复兴，把帝国各个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奠定了以后几个世纪中国的地理政治格局。
永乐时代的明帝国呈现出类似于初唐时期的积极扩张态势，除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外，皇帝还把目光投向海外，以郑和为统帅的远洋舰队进行了六次航行，足迹远达红海沿岸，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把中华帝国的海外影响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直以来被视为内向型的农耕文明在这一时期对海洋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欲望，远洋航行尽管是国家主导的行为，但是却为民间的海外贸易打开了局面。虽然西方的殖民势力很快便将触角伸到了东南亚地区，但是有明一代，大明帝国始终具备与西方国家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的实力。
当然无论是战争还是远航，都要消耗国家大量的财力，成祖皇帝为那个时代带来了“远迈汉唐”的无限荣光，背后则是开国以来积累的社会财富迅速消耗。这也就可以理解帝国在永乐以后的洪熙、宣德时代转而采取内向型政策，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被叫停，北方的防线收缩到长城沿线。
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永乐一朝的失败，而是继任者着眼于国家现实作出的及时调整。无论是远征蒙古还是远洋航行，无论是迁都北京还是编修《永乐大典》，任何一位皇帝在有生之年能够做成其中的一件事已经足以令他名垂后世，而成祖皇帝却能够把这么多大事同事做成，虽说不是开国之君，但永乐时代的开拓与豪迈气质，在他身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为后世称道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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