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关于尼采的瞬间
17世纪是近代历史的开端，由柏拉图奠定的理性主义的地位也由此确立。笛卡尔提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强调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重要性。而在尼采看来；由于笛卡尔所在的时代是贵族政体，理性的天下，意志主权的证明的时代，笛卡尔所高扬的理性主体因而得以构筑一个可以与基督教的彼岸世界想抗衡的理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虽然上帝依旧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此上帝非彼上帝，这个上帝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即使这个上帝本身还是至高无上的，并且还在发挥着它的潜在效能，但是此时的上帝完全仰仗于理性的“我思”。因此，理性主体取代了上帝，成为了最高价值。但在尼采看来，这仍然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模式，仍然是在理性，感性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二元世界图式。然而，就其高扬的理性主体而言，笛卡尔毕竟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了人的主体价值，人的生命意义，以及此岸世界。从客观上来说，笛卡尔的理性世界第一次促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从而动摇了上帝在思想史中的超感性地位。因此，尼采对笛卡尔并未有过多的讥讽与调侃。（这在他对别的形而上学家那里是经常有的）而是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而对于继笛卡尔之后的康德，尼采又恢复了他惯有的调侃和讽刺。尼采说：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十八世纪，他完全处在历史性之外，对他的那个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譬如革命；未曾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感觉论者；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
而尼采为何对康德有如此看法呢？因为康德设定了一个不可知的“物自体”世界。并且在认识论领域限定了人认识的界限，哪怕是刚刚确立的理性。康德认为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虽然康德把理念，上帝，彼岸世界等这些超验性概念从其知识系统中剔除了出去，这时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康德又提出实践理性，在道德领域保留了上帝，物自体等超验世界的位置。（不过客观来讲，康德也没有那么一无是处，康德把知识何以成为可能，转移到了人类内在认知的客观性上，简单来说就是客观事物只能以符合我们认知形式的方式来被我们认识到，所以既然客观事物可以符合我们的客观认识形式，那么自然我们的认识就具有先天的可靠性，所以我们的认识就是客观的，康德把外在事物的客观属性，转移为了意识秩序的一部分，从而确立了人的认识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康德的价值）但在尼采看来，康德哲学是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复归，康德那不可知的物自体，分明是一种主观臆向的产物，一种人为的设定。也可以说是其为树立道德权威所创造的一个工具，而绝对不是自明的绝对真理。因此，在尼采的观念中，这也是一种最高价值的设定或自行贬值的表征，甚至是传统形而上学即将终结的征兆。因为急康德之后，叔本华走向了更加深刻的虚无主义。叔本华的思想深受康德，柏拉图和东方宗教，尤其是印度佛教的影响，具有深刻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在叔本华看来，我们所在的世界只是一个表象的世界，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他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同时，他也不相信这个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真实超验世界，只认为现象背后只是一种恶的，盲目的意志。
这种悲观主义哲学预示着传统形而上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一方面无力面对和接受眼前的这个充满矛盾和苦痛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构造一个所谓真实的彼岸世界，从而陷入一种极度悲观绝望的心境，走进了一种彻头彻尾，极端虚弱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是虚无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标志着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已经彻底贬值了，形而上学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可能性，而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尽管传统形而上学所虚构的超验世界是完美的，但是人类只能生活在充满缺陷和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对现实的否定只能导致被现实所否定，对虚幻世界的信仰也只能归于虚幻。传统形而上学否定现实世界而又肯定虚构的超验世界，在其自身的历史演进中必定自取灭亡。既然理想世界绝不能在现实世界内实现，那么最高价值就已然被废黜了。
尼采到此并没有止步，他通过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超越，把虚无主义推向了极端，走向了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事实上，在尼采的观念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虚无主义，篇幅有限，喜欢尼采哲学的家人们看我下期吧[心满意足][心满意足][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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