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 及好人与坏人 不以功名富贵利禄为念、不事人、自～由、独～立、自主。 避居陋巷荒山小川，或废隐或豹隐，以琴书自娱。 谓之隐者或隐士。 我们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 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宽容，不是损人利己，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认同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 1、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2、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3、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如大家白朴、张可久）绘画（如八大山人），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 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 才智之士，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 1、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 2、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1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1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前有陶渊明、孙登，后有竹林诸贤）。 南北大分裂时的郭荷、郭瑀、刘昞，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集文学概述体系之大成……在出世、入世之间，皆有大成就。 改朝换代之时，做个隐士便更加困难，宋元之际的谢枋得，学通“六经”，淹贯百家，带领义军在江东抗元，被俘不屈，在北京殉国。 豹隐武夷山，但也很难：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明清更替，国破家亡，张岱愤激废隐四明山，胸中块垒，不吐不快，遂有“陶庵梦忆”名世。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很难，或者根本是不能。（如陈寅恪先生，旧新皆不称意，晚境困苦可想而知。）解脱一切束缚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金庸先生小说、散文、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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