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年代到30年代，疑古逐漸成為古典學界的主流思潮，傳統的古典學在很多方面受到清算。經書的神聖外衣完全被剝除。很多先秦古書的年代被推遲，有不少書被看作漢以後的偽作(這裡所說的書包括書中的單篇)。雖然懷疑古書之風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這一次才發展成主流思潮，懷疑的廣度和深度也大大超過以往，從而明顯地改變了古典學的面貌。
就在顧頡剛等掀起疑古浪潮的時候，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辭和敦煌漢簡等新出土的古代文字資料[殷墟卜辭、漢簡以及跟古典學有密切關係的敦煌莫高窟寫卷，都是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發現的]而馳名的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1925年的「古史新證」課上，針對疑古派過分懷疑古史的偏向，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疑古派認為周以後人所述古史多不可信。王氏根據甲骨卜辭中所見殷王世系，指出《史記·殷本紀》所記殷王世系「雖不免小有舛駁而大致不誤」[同上注52頁]；又根據甲骨卜辭所記殷先公「王亥」等名，闡明瞭《山海經》、《楚辭·天問》所說王亥等人事跡，證明即使是這類「謬悠緣飾之書」，「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同上注52—53頁]。
二重證據法既是研究古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古書的方法。就上舉王氏使用這種方法的實例來說，他既證明瞭《殷本紀》所記殷王世系的可靠，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錯誤；他對《天問》所說王亥(《天問》稱「該」)等人事跡的闡明，從解釋《天問》內容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重要貢獻。王氏在講授、研究《尚書》、《詩經》時，也時常援用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等出土資料。王氏之後，由於他的影響和「地下之新材料」的不斷出土，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古書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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