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首先提出的问题，来自托尔斯泰的沉思：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他说，“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各种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进步永无止境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他不可能有‘尽享天年之感’。”因为“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
既然人生已不可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完美的死亡”便也成为不可能。“死”的无意义连带造成了“生”的无意义；人的生死皆被剥离了意义，文明也随之失去了价值。
不过韦伯本人的科学训练使他不易接受这样的思想立场。他生命后期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不可化解的矛盾组成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教会了我们事物可以因不善、不神圣而为美，政治现实则昭示着在罪恶手段和美好目的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们也无法“科学地”断定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观孰优孰劣。
韦伯在洞察“价值统一性”的幻觉上看的甚至更为深远，他并不以为这种价值分裂只发生在近代，而是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命运，是一个“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除魅”过程。
评论：
Souler: 既然堕落能无极限，超然亦是无极限；那么，只要我让自己臣服于自身的灵魂，我征服了自我，又有谁能阻挠我“亦正亦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