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二十世纪至少有两种行为（而不仅一种），先行于现代心灵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在此选取雷内．夏尔作为其代表的世代，发现自身从文学追求被抛入行动承担，而比它稍早的世代则为求解决哲学上的困惑而转向政治，并试图从思想逃离到行动。正是这个稍早的世代后来变成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存在主义”的发言人与创造者；因为至少依其法国版本来说，存在主义首先正是从现代哲学的困惑，逃离到无可置疑的行动承担之中。而且，由于在二十世纪的处境下，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作家、思想家、艺术家、文人之类的人，他们唯有在革命之时才能够找到进入公共领域的路径，因此正像马尔罗（André Malraux）曾注意到的那样（在其《人的命运》〔Man‘s Fate〕中），革命开始扮演“曾由永恒生命所担当的角色”：它“拯救了那些制造它的人们”。当哲学被证明未能将其自身规则适用于政治事务领域时，作为哲学家对于哲学之反叛的存在主义，尚不至于出现；这种柏拉图早就已经理解的政治哲学之挫败，几乎跟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历史一样古老；甚至连哲学同样未能执行黑格尔与历史哲学所设立的任务，也就是概念性地理解、掌握历史现实以及那些形塑了现代世界的事件这一任务时，存在主义仍尚未兴起。然而当古老的形而上问题被证明毫无意义时，情况就变得令人绝望；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刻，现代人开始发现在他所要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里，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传统甚至无能提出有份量、有意义的问题，更遑论为其困惑提供答案。在这种困境中，伴随着涉入、承担以及介入（being engagée），行动似乎维系着希望；这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希望，而是像沙特（Jean-Paul Sartre）曾说的，是得以与之共存下去而不沦为一个伪善者（salaud/hypocrite）的希望。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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