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信仰与理性统一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信仰的世界既已遭到理性的“除魅”，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便绝对不可以再去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了。他应当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我们若想信奉神，只能无条件地将理智作为牺牲献上。我们若想献身于学术，就必须勇于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任何伦理的虚饰，不但是对现实的歪曲，而且意味着逃避对行为后果的责任。 基于这样的人生观，韦伯才做出了著名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区分。在韦伯看来，这两者也有着水火不容的关系。“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上，只有“责任伦理”才能以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 韦伯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的优先性，其用意是明显的，他希望提醒人们警惕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中暗藏的陷阱 。但他为了造成一种充满戏剧性的紧张效果，却将“信念伦理”作为一种公共哲学来看待。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它只能成为一种“无尊严的道德”。#韦伯

评论：
Souler: 那应然怎样看待“信念伦理”呢？